一、基础研究转化为改善人类健康的手段的过程漫长而低效   

　　由于生物学、基因组学和成像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研究人员已经能够鉴定与疾病易感性或影响疾病进程的基因、蛋白和其他因子的变化。尽管研究人员已经明确了成千上万此类生物学变化，包括那些具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或药物靶点，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开发。因为一旦选错一个靶点将导致研发过程彻底失败，而这是一个相当费时间、经费和精力的事。当前，开发一个药物，从早期研发到最终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审批需要花费12年甚至更久时间，且成功率无保证，失败率在95%以上。结果导致，每一个上市的药物（或疗法）花费10亿美元以上。   

　　实际上，人类疾病有几千种，然而仅有500种左右的疾病治疗方式已经获得FDA批准。转化科学家们期望通过利用基础研究发现的疾病成因并将其转化为新的治疗方式来填补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的隔阂。而现实中存在的隔阂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① 缺少转化科学方面的研究，导致不可预见性增强，对那些判断认为有前景的药物干预频繁失败；② 缺乏相关研究调查人员；③ 组织机构和激励措施并不鼓励那些必须进行转化科学研究的团队的工作；④ 管理学方面存在问题；⑤ 临床试验设计死板、低效等。   

　　为此，201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成立美国国立转化科学促进中心（NCATS）。该中心旨在开发新技术，设计新操作方法，以克服现有转化障碍，加速转化过程，最终促进科学发现转化成新的治疗方法，减少研发成本，降低转化失败率。
 

　　二、NCATS采用新型资助模式，在转化研究过程中发挥类似“电源适配器”的作用   

　　NIH其他子机构或基金会常常关注某一个组织器官系统（例如心脏或血液）或某种疾病（如癌症）。除了靶向某一种疾病，NCATS更关注疾病之间的共同点。显然传统的资助模式已不适用NCATS促进转化的宗旨，于是NCATS打破传统的各个学科独立分开和不同组织机构互不干涉的合作模式，NCATS开始支持不同学科和不同机构之间的新型合作形式，包括学术研究部门、政府管理机构、产业界和非营利组织。   

　　除支持以上形式的联合研究，还为多种组织参与的联合研究提供“服务”。例如，在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Policy）下设NCATS 战略联盟办公室（NCATS StrategicAlliances office），旨在促使产业界和学术界能与NCATS的实验室和科研人员合作，并为他们的合作行动提供系列服务，以促进NCATS开发的技术完善，扩大其与外部机构的合作，服务内容甚至包括为NCATS和其他机构提供谈判标准形式和协议范本，另外，战略联盟办公室的员工还帮助审查相关报告，向NIH的技术转让办公室提供技术转让等建议。  

　　由此可见，NCATS很强调多个学科领域和多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的联合。而NCATS贯穿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而在这些合作过程中，NCATS发挥协调中心（hub）的作用，或类似电源适配器（adaptor）的作用，包括将信息学、毒理测试、生物标志物、临床试验和公共健康的专家联合在一起；将政府管理机构，学术研究机构，产业界和非营利患者组织联合在一起等，以期减少、改善或绕过转化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使得转化过程更加有效。
 

　　三、吸纳机构外捐赠，并设立“捐赠基金（Gift Fund）”促进转化   

　　因NCATS是联邦政府机构，并不是一个筹款机构，不过议会批准其接受捐赠。NCATS将捐赠的经费以“捐赠基金”的形式设立，不过这类经费与NCATS从议会获得的拨款是分离开的。由于NCATS的基本营业费用和行政费用是从议会的拨款中开支，而捐赠的经费被用以支持转化科学研究的某些项目。且根据中心需要，这些从捐赠基金获得资助的项目可以持续一年或数年。不过这类基金的资助内容也有些侧重，包括培养转化研究方面的年轻科学家而设立特别奖学金；临床试验所需设备；转化研究某些重要主题举行研讨会或会议；用于转化研究中打印所需材料等。
 

　　四、小结  

　　由上可知，NCATS为促进转化，突破传统学科分开、机构互不干涉的资助模式，包括设立临床前创新部、临床创新部、发现现有分子的新治疗用途的中试项目等，成立孤儿病研究办公室、NCATS 战略联盟办公室等，不仅促进多种学科背景的团队、多种性质的机构联合在一起，还为相关转化研究团队提供技术转化服务。这一创新方式，值得我国相关部门借鉴。另外，将外部资金吸纳到联邦政府机构促进转化研究的做法（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中90%来自中央财政，而美国基础研究中60%来自联邦政府），或也为我国类似机构提供参考经验。